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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宋代以后的文人做官梦想得到文正谥号

发布时间:2019-06-29 23:46:05 阅读: 来源:U型枕厂家

纵观历史,宋代以后,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,文人做官后,梦寐以求的想得到一个谥号——文正。而作为统治者的皇帝,是绝对不会轻易把这个谥号赐赠给臣子的。能得到这个谥号的人,不管是本谥还是追谥,都有一个共性,那就是他们都是在文坛声名鹊起、在政坛功绩斐然、在民间深受敬仰的人。

宋代的谥举乃是承唐谥之风,经历了从文贞到文正的变化,据史书言是为避宋仁宗赵祯名讳故。自此之后,“文正”之谥可以说经元、明、清前后四朝相续不断。众人耳熟能详的获得此谥的人有宋代李昉、范仲淹、司马光等,元代有耶律楚材等,明代有方孝孺等,清代有曹振镛、曾国藩等。司马光言:“文正是谥之极美,无以复加。”认为文是道德博闻,正是靖共其位,是文人道德的极至。大而言之,经天纬地曰文,内外宾服曰正;小而言之,博学多才曰文,忠直守节曰正。《逸周书?谥法》对于“文正”二字做了全面系统、精辟独到的解释,在此不一一阐述而尽。

中国的汉字是字音藏义、字形藏理的,文化的“文”加正直的“正”是政治的“政”字。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世人所留下的光辉轨迹。范仲淹,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,为政清廉,刚直不阿,官至参知政事,一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成为千古绝唱,遗《范文正公集》传世。耶律楚材,元代著名民族政治家,促进蒙古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人,官至尚书右丞,撰《湛然居士文集》留世。方孝孺,明代著名文学家,刚直不屈,孤忠赴难,被诛十族,官至文学博士,传《逊志斋集》于世。曾国藩,清代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,晚晴四大名臣之首,官至武英殿大学士,著《冰鉴》存世。这些人的共性是在文学方面具有极高才能,最终在政治方面颇有建树居于高位。“文”、“正”、“政”三者之间的关系,由此亦可窥其一斑。

文化的内涵无比丰富,粗略浏览便可看到十几种定义,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学术界也是意见纷纷,莫衷一是。“文”之一字,我们姑且说它为文字、文章、文学、文艺、文化,都是界定内的合情合理,无可厚非。不管是文字、文章、文学、文艺它都是文化的一种形式而已。

魏文帝曹丕在《典论·文论》中有言曰:盖文章者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。年寿有时而尽,荣乐止乎其身,二者必至之常期,未若文章之无穷。他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:一是“经国之大业”,有利于治国;二是“不朽之盛事”,有益于立身。这是首次将文学与治国大业和自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连结在一起,富有一种威严浩大的帝王气,使得文学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,为文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。鲁迅先生在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中指出: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。因为“自觉”,才走向了自觉时代的前奏,提高了文学的地位。文学地位的提升,又增强了文学自觉意识,从而增强了治国大业的文化精神。宋代著名理学家周敦颐在《通书?文辞》中指出:文所以载道也。文以载道是文学社会作用的深刻表述。一篇文章、一部文学作品如果我们将眼光仅仅停留在这篇文章上、这部作品里,那我们看不到更高远的东西,收获不了更深层次的东西。借用佛家《楞严经》中的话来说:如人以手,指月示人。彼人因指,当应看月。若复观指以为月体,此人岂唯亡失月轮,亦亡其手指。“文”与“道”的关系,正如这手指与明月的关系,我们应当顺着手指看到更高远处的“月亮”,而不是停留在“手指”上。这充分说明了文化作为一种介质的指引作用,通过习“文”将其所载之“道”充分体悟出来,然后付诸实践,经世致用。

文化是增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软实力。上世纪朱光烈先生在《知识就是力量吗?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被认为是时代性的命题,即“文化就是力量”。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未来发展和繁荣文化的总纲领是“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”。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的强盛,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。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,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,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。习近平同志在多次讲话中要求领导干部要“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、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,养浩然之气,塑高尚人格,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”,并且提出“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,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,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”等具有深远指导思想的论断。

可以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,而政治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,二者是相互交融、不可分割的。至此,我们回归到“文”“正”“政”三者之间的关系话题,可以确切地说习文以养浩然正气,“文”“正”相融以从“政”。李昉、范仲淹、司马光、耶律楚材、方孝孺等、曹振镛、曾国藩等人,博学多才(文)而又直道不挠(正),最终蜚声文坛、显赫政界、留名后世,若无其文抑或不足以为政也。古为今鉴,我们当勤以广才,善养正气,积蓄文化力量以为政治建设服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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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民族战争中,向来都存在着一个特殊群体,他们作为被侵略国的国民,却倒向侵略者阵营,并为之效力,这类人通常被称为叛国者,而在中国,他们还有个专有的、更直接的名称——汉奸。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长达14年的卫国战争中,侵略国日本先后在华扶植了伪满洲国、伪维新政府、汪伪国民政府等叛国伪政权,这些势力之下亦组织有诸如“皇协军”“华北治安军” “和平建国军”等名目众多的部队,好在如今对这些部队都有个共同的通称——伪军。一般而言,伪军中多属投机倒把、浑水摸鱼的“骑墙派”,不仅战斗力低下,而且也是军统或中共地下党重点策反的对象。不过有三支部队却是伪军中的例外,他们虽背景不同,驻地各异,但都在主观或客观上为日军效力颇多,可以说是为侵略者最卖命的三支汉奸部队。

“黄卫军”军统与黄埔军人之耻

建立于20世纪20年代的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名将的摇篮,抗战时期,有无数的黄埔军人冲锋在保家卫国最前线,如戴安澜、左权、谢晋元、孙明瑾等黄埔将领更是为抗战献出生命。或许因为涌现出太多英雄与烈士,导致曾经一度出现“黄埔生无一降敌”的传言。实际上黄埔生也并非铁板一块,尤其在民族危亡之际,不少黄埔出身的将领也走上变节附逆的歧途,成为黄埔败类。曾经活跃于武汉一带,为日军甚为卖命的“黄卫军”就是一支以原军统人员与黄埔将领组成的伪军。

“黄卫军”的统帅熊剑东并非黄埔出身,诸多史料皆载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(笔者在士官学校名录上未查到此人,故存疑)。熊剑东早年在复兴社特务处(即后来的军统)处长戴笠手下任职,淞沪会战期间,戴笠在杜月笙的帮助下成立“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”,熊剑东出任淞沪特遣支队司令。上海沦陷后,别动队活动于苏浙皖一带打游击,并于1938年更名为忠义救国军。熊剑东先后出任常、嘉、太、昆、青、松6县游击司令。1939年3月,熊剑东在上海活动时被日军俘虏,随后变节投敌,并于1940年12月受命在武汉地区组织一支伪军部队。众所周知,日本为了使其侵略亚洲其他国家的行为“师出有名”,战争期间大肆鼓吹“大东亚共荣圈”“大黄种主义”等理论,附逆的熊剑东为迎合讨好日军,将自己的部队命名为“黄卫军”,并亲自撰文公告其义:“黄卫者,盖即保卫黄种民族之简义。今日国际之纵横捭阖,朝友暮敌。立国世界,既已无法孤独自保。唯有求之同气相通,同声相应之同一种族国家,互谋合作……”。

“黄卫军”的建军宣言与日本侵略者保持高度一致,都高举“保卫黄种”的大旗,熊剑东甚至危言耸听地说 “如乃不明此义,自相残杀”,则“恐黄种两字将成为历史上之名词。世界将无有色人种之存在”云云。所言虽荒谬,但在日本侵略军听来却十分顺耳。冈村宁次于1941年4月向熊剑东补给800支三八式步枪, 20余挺轻机枪,以土匪、地痞、溃兵为基础组建的“黄卫军”正式挂牌成立,熊剑东自立为军长。该伪军建立时下辖3个团,1个特务营,由于人数不多,团以下不设营一级编制,直接由团管辖到连。该军的参谋长李果堪也是原军统人员,曾任军统汉口站站长,后因武汉区的军统站被日本宪兵队破坏,含区长李果堪在内,大批特工被捕,随即变节投敌。此外,“黄卫军”中的将领还有诸多黄埔生。参谋处处长邹平凡毕业于黄埔六期,1933年曾参与过长城抗战,抗战初期军衔已升至少将,但不久后因失职事件被撤职查办,于1941年出逃附逆,被蒋介石下令通缉。邹平凡的同期同学罗涤瑕任副官处处长,第二团团长王翔龙毕业于黄埔七期,算是邹、罗二人的学弟。

经过两个月的训练后,“黄卫军”奉日军之命开赴湖北监利的螺山驻扎,主要任务为协助日军保卫白螺机场。但“黄卫军”的首战就打得十分狼狈。一天傍晚,熊剑东与李果堪正登山闲谈时,遭到了一支国军抗日武装出其不意的袭击,尽管熊剑东立即组织“黄卫军”拼死抵抗,但终因猝不及防而伤亡惨重,参谋长李果堪当场被击毙,熊剑东也在战斗中负伤。此役“黄卫军”损失颇多,熊剑东带伤回到武汉,重新整编部队。出乎预料的是,冈村宁次对战败的熊剑东毫无指责,反倒赞赏其“忠勇可靠”,同时还补给他“大正年式山炮四门,迫击炮十二门,重机枪十二挺,轻机枪三十挺,步枪一千二百支,军马十二匹”。熊剑东因祸得福,部队整编后实力增强了一倍以上,他自任为总司令,邹平凡升任参谋长,而空出的参谋处处长一职则由黄埔六期生余世杰顶替。值得注意的是,整编后的“黄卫军”多了一个混成总队,麾下干部中又涌现出几个黄埔小学弟,如机关枪第二连连长李旭初与军官队队长杜柱皆毕业于黄埔十四期,陆军小学队队长李锐毕业于黄埔十六期。

1941年9月,熊剑东率领部队返回监利,驻扎于杨林山,充实新堤至白螺矶一带防线。由于伪军普遍战斗力弱,当时的国军也未将其放在眼里,得知守卫是“黄卫军”后,驻朱河的国军第116师万福麟部在一个风雪之夜对杨林山发起袭击。令国军万万没想到的是,经过整编的“黄卫军”战斗力已大幅度提升,不仅拥有大量重武器,又有日军策应,更为重要的是这支部队似乎很为“皇军”卖命,对付起自己祖国的军队来毫不手软。经过一夜激战,国军万福麟部死伤惨重,被迫撤离。半个月后,万福麟部再度进攻杨林山,与“黄卫军”激战数小时后不支撤退。经此两战,熊剑东气焰愈发嚣张,竟于1941年冬季率“黄卫军”主动向国军53军驻地发起进攻。面对汉奸部队的挑衅,第53军将士奋起反击,双方展开激烈厮杀,一天之内,“黄卫军”就有3名连长被国军击毙,后在日军的增援下,损兵折将的“黄卫军”才得以撤回杨林山。但仅隔了一天,“黄卫军”即配合日军摧毁了国军在聂家河的阵地。

在1941年的几场战斗中,“黄卫军”只有在日军的策应下才能获胜,可见其战斗力并不高,但因其肯卖命,依然得到了日军的赏识,决定将其扩编为两个师,下辖官兵约8000人,枪6000余支。此后,“黄卫军”的任务“逐渐转为对新四军在湖北的部队进行扫荡”。1942年春,熊剑东成立了“黄卫军军事学校”,自己兼任校长,主要招收军官、军士两队学生进行奴化训练。
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日军希望汪精卫能帮助其管理在华沦陷区,下令将占领区大部分伪军统一交给汪伪政权改编,“黄卫军”亦在此列。1942年8月,“黄卫军”奉命改编为伪陆军第29师,由邹平凡出任师长。而伪军事院校的约3000人被熊剑东带到上海,改编为伪税警总团,团长为大汉奸周佛海,熊剑东任副团长。这支部队“由于经费充足,装备精良,发展很快,在抗战结束时有1万多人,成为汪伪最精锐的部队”。

抗战胜利后,熊剑东的部队被军统所属的交警总队收编,熊本人被任命为交通警察第7总队少将总队长,不久后投入内战。1946年8月,熊剑东率部进攻解放军,战斗中负伤被俘,不久后死亡,结束了其可耻的一生。原“黄卫军”的另一个头目邹平凡在日本投降后仍然拥兵自重,先后拒绝了国民政府和中共李先念部的劝降,与汉奸胡兰成勾结在一起搞了一出“武汉独立”闹剧,经过一番博弈后,这个伪政权仅存在13天即垮台,邹平凡部被国民政府收编,并任命其为“ 武汉守备军”总指挥和暂编第21军军长。但国民政府并不信任他,仅隔一个月后,第6战区命令邹平凡率部集中汉阳蔡甸拆散改编,彻底削掉其兵权。几年后,已是光杆司令的邹平凡落荒逃亡日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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